“塘沽协定” 国民党卖国了吗?

2019-05-12 01:54

1933年1月,日本关东军突然发动对山海关的进攻,并不断扩大战事,至3月已占领热河,进而攻入长城一线及滦东。与“九·一八”事变不同,中国军队此次自始奋起抵抗,除热河汤玉麟不战而退外,各战场官兵与敌人作了殊死的斗争。但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及其他原因,虽在局部取得一定胜利,最终还是不得不节节退守。

国民政府在进行局部抵抗的同时,也在秘密谋求通过交涉达成对日妥协。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谋求对日妥协,主要是从两条渠道进行的:一是直接交涉,一是通过第三国出面斡旋。

1933年3月下旬,由于华北军政大权已由其亲信何应钦掌握;日军进攻长城受挫,出现双方对峙的局面,这为他的对日求和提供了客观条件。蒋介石与刚从德国回国的汪精卫会商确定了对日妥协、对内全力“剿共”的决策。4月,蒋连电黄郛,要他“即日命驾来南昌,详商一切”。黄郛于4月26日赴南昌,被蒋介石正式委任为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一受命,即往上海与日本人开始接洽。

与此同时,在汪精卫指挥下,何应钦等人也在北平进行请第三国出面斡旋的活动。4月20日,何应钦派蒋梦麟往访英使蓝普森,请其出面安排中日停战。汪精卫派外交部次长刘崇杰赴北平充当停战谈判的中国官方代表。但此举在社会上引起反对,加之国民党政府内部意见也不尽一致,如外交部长罗文干与次长徐谟等仍坚持依靠国联,迭电刘崇杰阻止,指出“绝对不能直接交涉,即停战亦须在国联盟约及迭次决议案范围之下。”蒋梦麟此后与蓝普森的接洽即告中止。

日军侵占山海关、热河之后,在长城线上遭到中国军队意想不到的抵抗。如继续用军事进攻,势必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这在日本军备方面尚存在一定的困难。以武力侵占华北、平津,将加深与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如日军攻长城不逞,于4月初改向滦东进攻时,就曾受到英国政府的严重抗议。日本政府担心引起国际纠纷,不得不于4月中旬下令日军从滦东撤退。因此,以武力占领华北、平津,意味着将冒一定的国际风险。此时日苏矛盾因苏联扣留中东路车辆而渐趋尖锐。有鉴于此,日本遂加紧了内变策反和武力迫和的对华策略。

5月3日,武藤即下发关内作战命令。日本外务省、陆军省及上海领事馆纷纷发表谈话予以配合,公然声称:“长城以南如再发生战争,其规模当较前为大”,“如华军继续向日军‘挑衅’,则日军决向天滩、北平开始军事行动”等等。7日,日军第六师团开始向滦东地区发动进攻,三天内即占领抚宁、迁安、卢龙等地。10日起,日军第八师团增加兵力进攻南天门附近中国军阵地。

国民党当局在日军的军事进攻和政治恫吓面前极为恐慌,他们想以妥协退让乃至放弃抵抗来达到求和的目的。但与蒋介石等人的意愿相反,日军继续加强军事压迫以谋取更多的权益。此时,东路日军一路深入,先后占丰润、遵化、唐山等地。日军第八师团亦向密云进逼。蒋介石等人十分担心平津被占,急令黄郛北上,17日黄郛抵平。18日,日参谋本部即向关东军下达《华北停战指导要旨》,指定关东军为签订停战协定当事人,由永津在关东军指挥下担任接洽停战的任务。武滕接电后,令日军第八师团向密云一带进犯,第六师团向蓟运河线追击,对平津取包围形势。20日,发生爱国青年赵敬时刺伤日使馆卫兵事件,日方又以此为借口,由津调日兵五百名到北平,日机亦频繁飞至北平上空威胁,同时对停战谈判采取强硬态度。但这些仅是故作姿态,其目的是压迫国民党当局接受苛刻的停战条款。

5月22日夜,日军密邀黄郛到日本大使馆进行会晤,双方谈判至23日凌晨。黄郛在南京政府划定的“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的范围内,与日方达成4项停战协议。当天下午即由何应钦答复日代办,对其所提4项条件完全接受。

5月30日,参加中日停战正式会谈的中国首席代表熊斌(参谋本部厅长,临时加北平军分会总参议衔)率代表钱宗泽(铁道部政务次长)、徐祖治、雷寿荣(军委会顾问)、张熙光(华北第一军团参谋处长)到塘沽。日方首席代表为冈村宁次(关东军参谋副长),代表是喜多诚一、远藤三郎、藤本铁雄(均为关东军参谋)、河野悦次郎(第八师团参谋)、冈部英一(第六师团参谋)及永津等。下午4时在塘沽日陆军运输部办事处举行预备会谈。31日上午9时,正式会谈开始,日方抛出事先印好的停战协定草案,冈村声言这是最后案,一字不容变更,中国代表必须在一小时半内作出答复。熊斌披阅后,提出书面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内容主要是希望以后在战区内如发现妨碍治安之武装组织,必须由中国处理时,日军不要因此而引起误会。冈村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有“诺”与“否”的答复,一切声明必须在停战协定签字后再行商议。在日本侵略者的威逼下,中国代表于11时10分俯首听命地签署了《塘沽协定》,内容为:

(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抵、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不再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举动;(二)日本军为确悉第一项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或其他方法视察。中国方面应行保护,并与以便利;(三)日本军确认中国军已撤至第一项协定之线时,不超越该线续行追击,且自动概归还至长城之线;(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协定之线以北及以东地城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五)本协定签字后即发生效力。下午2时,讨论熊斌所提意见书,经中国代表再三要求,日方同意增加一“觉书”作为附件,内容为:“万一撤兵地域有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发生,而以赞察力不能镇压之时,双方协议之后,再行处置。”此外日方还向中方提出四项口头要求:(一)丰宁西面之骑兵第二师,望即撤出;(二)平津附近之第四十师,望即他调;(三)白河附近堑壕及其他军事设备,望即撤出;(四)中日纷争“祸根”之排日,望即彻底取缔。熊斌答允了前三项。

“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当局不敢将全文公诸于众,如“协定”第四条末句“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及“觉书”内容均未予公布。熊斌答允日方的口头要求也一直秘而未宣。

《塘沽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城下之盟,无论从文字到内容及产生过程,都使中国蒙受极大的耻辱,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又一次出卖。《塘沽协定》的签订,遭到全国各方的强烈反对。中华苏维埃政府及工农红军于“协定”正式签订的先一天,即发表宣言,严厉遗责国民党当局对华北平津的出卖,表示绝不容许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一寸土地,号召全国民众团结起来,武装起来,“为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不少地区的民众采用通电、请愿、集会游行等方式,强烈反对国民党当局与日妥协。国民党内部也引起不满,如时任外交部长的罗文干对蒋汪的妥协方针一直持反对态度,并于协定签订后愤然辞职。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郭泰祺、施肇基得悉停战“觉书”签订时,立即电外交部,表示不能同意政府的目前政策。

《塘沽协定》签订后不久日本政府即根据陆军省海军省的提议制定了帝国外交政策”,其中对华方针就是要压迫国民党政府扩大实现《塘沽协定》,就是逐步使华北脱离中国政府,扶植汉奸及亲日分子建立傀儡政权。这一切都十分清楚地表明,华北平津不仅未因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而得到什么“保全”,反而使华北危机进一步加深,甚至连国民党政府的势力也从华北地区被排除出去,这就是国民觉当局妥协退让所招致的后果,也就是《塘沽协定》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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